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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尚倫生 東方人所】 誰是“中國律師第一人”?

     許多文章、資料中都認為伍廷芳是“中國律師第一人”。其實并不準確。伍廷芳(1842年——1922年),1874年留學英國,后獲得英國大律師資格,回到香港任律師。孫中山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后被任命為司法總長,并代表南方與袁世凱就清帝退位等具體事務進行協商。準確地說,伍廷芳應當是中國人取得國外律師資格第一人,曹汝霖才是真正取得中國律師資格第一人。

      曹汝霖,(1877-1966)字潤田,生于上海,早年留學日本,畢業于東京法學院(這可能是他與日本人的關系相對較好的淵源吧,以至于1949年以后實無安全、合適他的地方,在日本居住八年)。1900年回國后,在清政府部門供職。在中國百年的歷史上,曹汝霖曾經是有名的“賣國賊”(許多歷史書上都是這么說的)。

      殊不知,曹汝霖卻有著鮮為人知的另一面。他也與中國的法治、中國律師有著很深的淵源。試舉三例說明。

      一是曹汝霖是歷史上第一位為清朝當權者講“立憲”的人。由于曹汝霖在日本學習法律,對日本明治維新后的立憲情況較為熟悉。當清朝末期政府在 “立憲”問題上猶豫不定時,袁世凱(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)推薦曹汝霖入朝為西太后講“立憲”(1905年)。雖說曹汝霖肯定不是坐在講臺上侃侃而談,而是彎著腰回答西太后的提問,但這確實是一場“法治講座”。因為在曹汝霖“講課”之后,清政府加大了立憲的進程(張鳴《歷史的碎片:側擊辛亥》)。中國實現改革開放后,也開始了法學家為中央領導講授法治課的歷史。時任華東政法學院副院長的曹建明教授是第一人,也是到目前為止唯一講過兩次課的法學家。

      二是1912年9月,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公布實施《律師暫行章程》。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正式頒布生效的律師法律(此前大清帝國起草的《大清刑事訴訟律》中,就有律師參加訴訟的規定。但隨著清政府的滅亡,這個法律沒有公布實行)。此后,曹汝霖不得志,欲從事律師事務,遂申領了律師證書。意外的是,曹汝霖申領的竟是編號第一的律師證書。曹汝霖不僅領取了律師證書,還實實在在地從事了一陣子律師工作。據《曹汝霖一生之回憶》披露,“余初作律師,除照章公費外,不計較酬報,聽當事人之便。其時風氣未開,請教者不多。后有一案,一審判死罪,二審維持原判,上告到大理院。該案論事實應判死刑,惟因律無明文,情形特殊,第一審根據事實判處死刑,第二審仍維持原判,被告不服告到大理院,請我辯護。余即根據律無明文不能判罪為理由,大理院本是書面審理,遂將辯護狀送進。結果原判撤銷,改判無罪,于是被告全家老小,到我事務處叩頭致謝,感激涕零,謂因家貧,只送些土產表示謝意。”曹汝霖對于自己從事律師工作還有一些感慨:“當時法官真是廉潔自好,對于訟案,慎重審理,散值后猶攜案卷回家工作,可當得起清、慎、勤三字。各省法官亦蔚成風氣,絕不聞有受賄情事……”

      三是曹汝霖還就律師與袁世凱有過一段對話或辯論,既反映了官方對于律師的態度,也反映了曹汝霖對于律師的態度。“袁氏當選大總統后,……有一天,公府(時稱總統府為公府)忽來電話,請我四點后進府,有事商談,我很詫異。我已一年多沒見項城(袁世凱為河南項城人,故稱項城或者袁項城者多),我與政事又沒關系,有何事與我商談?但既來電話,不能不去一趟,遂準時而去。項城一人獨在公事廳接見,即說你何以久不來府?我說,總統日理萬機,公事很忙,不敢無事打擾。且我是閑人,無事入府,不免啟人猜疑。項城即說,你也是國會議員,亦可入府報告國會事項。我說承總統指派議員,議院內黨派紛歧,各人說得頭頭是道,結果總是與政府意見兩歧。且我現做律師,又不能常出席,故亦無事可報告。袁說何必做律師,律師不是等于以前的訟師嗎?我說律師與訟師,絕對不同,律師根據法律,保障人權,訟師則歪曲事實,于中取利……”(《曹汝霖一生之回憶》)。現在看來,曹汝霖關于“律師與訟師,絕對不同,律師根據法律,保障人權,訟師則歪曲事實,于中取利”的言論,還是非常有見地的。現在許多官員對于律師的認識仍然停留在袁世凱當年的認識水平上。

      曹汝霖在參與對日本簽訂“賣國的21條”中,很受責難,從此被冠以“賣國賊”。其實,清末民國初期,國力衰敗,“弱國無外交”在當時的中國尤為明顯。當日本提出不平等條約文本后,袁世凱也非常氣憤,但別無他法,只能授意“外部”在一些涉及國家主權的條款上多下功夫。時外交總長陸子興參與對日談判,曹汝霖身為“次長”當然也在其中。但在“賣國的21條”上簽字的是陸總長而非曹汝霖。外傳是曹汝霖勾結日本人所為,不一定準確。但在當時民眾愛國情緒高漲的情況下,曹汝霖有口難辯、也不能辯。1919年,因為對日外交和“巴黎和會”的失敗(曹汝霖時任外交總長),激發了民眾及學生的不滿,引發“五四”運動。結果出現了“火燒趙家樓”。曹汝霖最后以辭職下臺終結。其實,“五四”運動的發生有著非常復雜的多種因素,并非曹汝霖“一人之過”。因此,段祺瑞在后來安慰曹汝霖說,“這次的事,他們本是對我,竟連累了你們,我很不安”。后來的教科書把曹汝霖定性為“賣國賊”,曹汝霖便成了永遠的“賣國賊”。

      曹汝霖辭職后,曾進入商界,任中國通商銀行總經理。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垮臺后,曹汝霖離開大陸轉入香港,后寄居日本八年,再赴美國寄居女兒家。1966年在美國去世,終年89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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